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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阅读(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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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能否认,人是留恋生命的。人的坚强是有限度的,往往最终承受不住致命的打击和坎坷的缠绕。结束生命并不证明不珍爱生命,关键在于英雄和智者绝不能被磨难所毁灭,这,应该是海明威的抉择吧?我们可以想像,敢于饮着威士忌,用一条小艇和手榴弹渴望与德军潜艇决战的海明威,还会惧怕小小的疾痛吗?在西班牙内战的烽火中,他对尸横遍野已经司空见惯,对于死亡,他应该是谈笑自若的吧?

姨夫得了绝症以后

很多年前,我的姨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送到医院,检验结果还未出来,人已经就不行了。抢救苏醒后,姨夫清楚地意识到这次发病的严重性,待结果出来后,是胰腺癌晚期。抢救了一个月,姨夫在极度痛苦中煎熬了一个月。病危通知书下达的同时,医生告知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抢救……二是以每天2000元的代价维系生命的延续,但时间也不会太长。我的小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抢救。冥冥之中的姨夫已意识到生命已接近了尽头,他断断续续地对家人嘱道:“我清楚自己的病情,别抢救了,给我一些麻醉镇静药少受些痛苦就行了。”姨夫的嘱托没有得到尊重,医院只尊重家属的。此时的病人,已经失去了支配自己的权利,他只是个有口气儿的死人。家属尊重谁?家属只尊重自己,一定要把失去亲人的痛苦打击延续到最后。又过了两个月,姨夫去世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原本他可以平静、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可他却在两个月内饱尝了一世中都没有品尝过的痛苦折磨。对活着的人来讲,他们感觉自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捍卫了生命的尊严;对死去的人来讲,他感觉是临终前被无情地送进了渣滓洞集中营。他们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但是我站在了死人的一边。我不怕死亡,我挺蔑视它的,如果有一天我得的是一种苦难的绝症,真的不要重蹈姨夫的覆辙。我希望宁静、我希望安详、我希望他们不要剥夺我的权利,我以为,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生死皆遂缘

我们的存在就是意义。你还要找什么活着的意义?没有你,怎么体现亲情和社会的爱?你什么都不用做就给了人家这么多机会。可你偏要自杀,把这么点作为都不要,连这么点机会都不给人家,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自杀与好战

你在这一篇里,写了关于自杀的话题。我知道你是不反对在特定情况下自杀的,在以前的谈话中你就多次的说过了。每次在你说这种话题的时候,我就怀疑这种观点背后是不是预示着什么?于是,就很不安,就特别反对。无论怎么说

,自杀——用自己的手扼杀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都是残酷的。也许是我太脆弱了吧?我不觉得那些自杀的人是因为热爱生命而把枪口对准自己的。热爱生命有多种方式,自杀是最残酷的一种吧?如果你硬要把它说成是爱的话。

关于一些人的自杀,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他们不能承受生命之重,也能够理解他们决绝的诸多理由。正如你例举的海明威和那个只有头能动其他都不能动的人一样,他们的生命太沉重了,已经超越了他们自身的承受力。让他们像蚂蚁拖着大树叶似的在人生凹凸不平的路上艰难前行的确难为了他们。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坦然地面对他们的自杀。对海明威也一样。我欣赏他的作品和作品中那种男性的力量和阳刚之气,却不欣赏他的自杀行为。而且,关于他的自杀我也有与你不同的理解。我认为,他不是在精神健全的情况下自杀的。凡是精神健全的人,一般都不会采取自杀行为了结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那些自杀者大多都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而并非是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海明威自杀前的精神状态已经很不正常了,失眠抑郁都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自杀不应该算是正常举动,而是非理性行为,就像凡高、尼采在精神崩溃的情况下自杀一样。获得诺贝尔奖后自杀的作家不是只有海明威一个,还有日本的川端康成等,他们每一个人的自杀理由都十分充足。可是,我认为,不管有任何理由,正如卓别林说的:早晚都得死,何必着急呢!川端康成于1972年4月16日夜晚在自己家里口含煤气管自杀。关于他自杀的原因传说很多,有人甚至传说是因为他的一些写作和生活方面的隐私等等原因,使他的自杀行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是,我觉得,不管是海明威还是川端康成,他们的自杀都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神秘,也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因素。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使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超载了,精神之柱坍塌了、崩溃了。川端康成的自杀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在日本,自杀早已屡见不鲜,为点什么事情就切腹啦割脉啦等等,惨不忍睹。尤其在战争期间,这种事情更司空见惯。这也是大和民族的一个令人不解的特征之一。口含煤气管自杀已经算是相当文明了,至少让人看上去不那么难受。

而海明威生长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是反对自杀的,但是海明威恰恰不是基督教徒,所以,他的自杀比川端康成更惨烈。其实,他不自杀也活不到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他多活或少活几年有什么区别呢?可在他自己就不一样了。区别就在于他是自然死亡还是自己杀死自己。他在战场出生入死那么多年,就像你说的,对死亡应该不那么敏感了,不会怕死。可我怀疑正是因为他看见了太多的死亡而受了刺激,有些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说,当他们看见自己身边倒下去的战友,就会有一种拼死的冲动,那时候就什么都不怕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地往前冲。

有时候我想,喜欢自杀的民族是不是都是比较冲动比较好战的民族?中国人受几千年儒家道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就很少有人采取那么激烈的自杀行为,比较的平和中庸,从而也就不那么好战。世界上有几场战争是中国发动的?而日本民族就是个比较好战的民族,他们有武士道精神的熏陶嘛!当然,这样的民族多自杀现象和那些因病痛生不如死的患者渴望解脱

是两回事。

求生是人的本能

昨天,一个女孩和我聊天,说起她的姥姥。她姥姥得了癌症,到后期没日没夜的疼。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哀求家里人让她安乐死。你也知道,我们国家是不允许实施安乐死的。但是,很巧,这个女孩的表舅是个医生,看着姑姑那么痛苦,就私下对她实施了安乐死,使老太太解脱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为死亡我也能够理解,我认为这是文明的。但是,能够实施自杀的人,很多都没有达到这个老太太的地步,更有很多是心理和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不像癌症病人那样,现代医学的确没有办法挽救他们。可是,有的人在痛苦难耐的时候也说要求安乐死。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是不想死的。我有个同学的母亲也得了癌症,在检查出来癌症之前就已经得了肾病。医生嘱咐她不要吃咸东西,她一直那么坚持。后来得了癌症,在她癌症后期的时候已经很痛苦,基本上不能进食了。子女们也在私下里讨论,认为这么治疗挽救她的生命是不是背离了人道主义?很想放弃对她的治疗。这时候,她本人也说真不如死了好,活着给大家增添那么多负担,每天还要到医院照顾她。话虽这么说,当她能够进一点食物的时候,她很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哪怕是一点咸菜,她把这想法告诉了我的同学。我的同学在喂她粥的时候就喂她一点咸菜,可是,她咬着牙不吃。她说,她有肾病,医生不让吃咸菜,吃咸菜会加重肾病,这说明她还是抱着活下去的希望。她之所以说想死,其实是一种姿态,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子女的负担,为了给别人减负而不想活。当然,早晚都得死,再贪生的人也逃不过这一关。但是,留恋人生是人的天性,她还是抱着能够好起来的希望。而和她一样得了癌症的病人有的刚一住院就迫不及待地从楼上跳了下去自杀了。我认为他们的自杀并不是不怕死,而是怕到了极点,所以自杀了。有的人把生死都看得很淡,倒战胜了疾病,活了。当然这种活也不可能是永生,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到了还是死。但是,至少说明他们对生死是达观的,对生命是尊重的。

生命有限何必着急

前段时间,一个重症英国妇女要求允许丈夫帮助她自杀被拒绝。可没过多久,她还是自然死了。有些人为她鸣不平,说她应该死得更尊严更主动一些等等。可是,我想不通,如果她提前让她丈夫帮助她自杀了,就死得尊严了吗?我在想,如果我是她丈夫,我将有多么大的勇气才能动手弄死她呢?且不说他们之间还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就是没有感情,就像我们那天看见的那只濒临死亡的蜜蜂,我也不可能“高尚”到帮它去死的地步。当然,不执行抢救就已经是帮助它去死了。做到让那个英国妇女无痛苦地自然死亡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干吗非要自杀呢?相差不了几天,结果还不是一样?她要求自杀其实也是一种姿态,是做给丈夫还是众人?不得而知。

还有两个女作家的死亡也很让我关注。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三毛。张爱玲是心脏衰竭死的,当时没有人看见。后来公寓管理人员发现这个中国老太太几天没有出门,就通知了警方。当警察打开她的公寓门时,看见她身穿一身水红色的旗袍,侧身躺在一块精致的纯毛地毯上。那个警察说,那是他看到的最凄艳的景象。我当时看了这篇报道后,那个景象就像一幅画似

的留在我脑子里。她的《倾城之恋》里的人物还活跃在眼前,而她却如一片火红的秋叶轻轻地飘落在那块地毯上,甚至没有人听到她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这样的死能不说是美?那是生如春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的境界。

相形之下,是三毛的死。她是趁人不注意,到厕所用一只长筒丝袜自缢的。

这两个女作家的文笔我都很欣赏。但是,关于生死,我更欣赏张爱玲的自然死亡,而不欣赏三毛的自杀。在我看来,生也遂缘死也遂缘。自然地生也自然地死。就像植物,像一片树叶,那该多好!

你文中提到,那个为摆脱多年来给亲人、朋友、社会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的重度残疾人的自杀,我也不能赞同,更不赞成你对他的欣赏。正如朱光潜先生说的,这世界之所以完美,正是因为她的不完美性。如果件件事都尽善尽美了,还有什么希望和奋斗的必要?这世界的完美就在于有我们这种在痛苦中挣扎的残疾人需要大家发扬爱和互助精神的帮助,我们需要帮助,实际上是给了别人施助的机会。如果大家都是健全的,这世界也就不称其为世界了。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缺陷,而世界的完美就是因为有了我们。从而,有了创造希望和发扬人道主义的机会;有了医学攻克顽症的课题;有了救死扶伤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没有我们,亲人和朋友以及医生护士哪里有机会奉献爱心?是我们给了他们机会。而如果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磨难而自杀了,不给他们机会了,我们是不是有点自私?我们痛苦的本身就是奉献!我们的存在就是意义,就好比没有死亡,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丑,美就失去了意义一样,没有残疾,健全不也失去了意义?所以,你一息尚存,意义尚存。你还要找什么活着的意义?没有你,怎么体现亲情和社会的爱?你什么都不用做就给了人家这么多机会。可你偏要自杀,把这么点作为都弃掉,连这么点机会都不给人家,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人应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如果哪一天,有媒体报道说张海迪自杀了,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那肯定是她走到了“极限”,并因此失去了创造力。她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快乐是死亡!”

呵呵,你真是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生活中的自杀者,多半都是那些性格孤僻、少言寡语、离群索居的人们,难道我是这样的人吗?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实施自杀。请放心。

生存意义是人文的骨髓

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对于自杀行为的认可,我有两个前提必备,第一,身体的痛苦达到了常人可以忍耐的极限,而且这种痛苦是不可以治愈和消除的;第二,心理的压力达到了常人可以忍耐的极限,而且这种压力也是不可以治愈和消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加速度的形式增长。那个用八人的联合行动成功地实施了自杀的残疾人,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按照你的生死观,无论在任何时候,人首先都该把附加的情感、责任、道德等等重负放在前面,换句话说社会属性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正是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同所在。我很想问一句:人究竟是在为谁活着?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尤其是当此问题发生碰撞和矛盾的时候,谁该让位于谁?纯粹为他人活着的人固然是高

尚的,但从本质上来讲并不符合人生逻辑,那些为民族大义而捐躯的烈士,不可以称之为纯粹的为他人而献身,因为他们的死,是个人和民族利益的集合,两者是截然不可分的。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但人们生来总好把生命附加许多外在的东西,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你时常以自由撰稿人自诩,而且并不否认许多东西的发表是为了赚取稿费。其实还有一个你没有说出的动因,那就是作品发表的本身标志着你的成功,是你自身价值存在的意义被社会所认可了,没有了这些,谁还会另眼看你?所以,有时你为了追求发表的成功率和扩大读者群,不得不屈尊迎合。也许,我这是异己之心的一种臆测,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自杀是痛苦的极限

话题还得扯回来,那个自戕的残疾人,没有我们幸运,种种的主客观原因,没有给他任何可以证实自己生存价值意义的机会,更要命的是他还要在无尽的索取当中苟延残喘,因而,主观上为了终结自身已经达到极限的压力,客观上为了断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无休止负担,他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该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和尊重他的选择。只有人才能做到这点,其它动物做不到,这也是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所在。至于谈到海明威就更可以理解了,他是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双重极限的压力,而且这两者都是无法治愈和消除的。正如你所言,我们所谈到的许许多多名人的自杀,大都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但不是所有出现问题的人就都丧失了理性。比如,凡高和尼采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无可置疑是没有理性可言的;而海明威不同,他患的是抑郁症,而且是由于身体的其他疾病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能工作所引起的。抛开其他疾病的痛苦不说,单就抑郁症而言,我是有亲身体验的。六年的抑郁症治疗史,给了我充分的发言权。致病原因很典型——突如其来的终生致残打击和接踵而至的婚姻变故。当抑郁症突然而至时,我只是乱了方寸,遍求了所住医院的权威,无一人能得出正确的诊断。可以原谅的是,那时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还相当陌生,而我的病情却发展到了可以忍耐的极限。那种痛苦是人间任何语言都无力表达的,可以这样讲,如果它是不能治愈永无尽头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抗得过它的煎熬,因为它并不直接危及生命,却让地狱间的所有苦难成倍地永无休止地伴随着你。我当时是流着眼泪恳求家里人帮我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我自己无能力自杀,24小时毫无睡意地就这样忍受着煎熬。是潜意识中的一种悟性,让我想到了安定医院。到那里就确了诊、就给了药、就止住了病情的蔓延。在漫长的六年治疗史中,我的病情也反复发作过无数次,最严重时,曾做过电刺激(就是对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病人使用的电击疗法)。但是我再没有产生过想死的念头,因为它不是无尽头的,是可以治愈的,是有希望的。我的亲身体验是:抑郁症病人并没丧失理智,只要他们清楚这病症在现代医学中是可以治愈的,就不会选择死亡。海明威的后期时代,这种病症还不能有效控制,加上其

他综合原因,导致自杀的选择,是完全有理性控制的行为。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霍金虽有残疾缠身,却少有痛苦折磨,离“极限”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他们的创造力未因残疾泯灭,相反更得到了激励,他们比常人活得更有价值,上帝应格外开恩给他们以长寿才是。

至于川端康成的自杀,因为有争议的原故,不想过多涉及,但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对他的理念应该有所了解。川端的作品以虚无主义思想为基础,从直觉出发,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种因素构成基调,而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死亡来反映空虚的心理、细腻的感情和忧郁的生活,追求一种所谓颓废的美。这至少说明,他活着的时候,对生命的存在,有他独到的理性认识。至于把他的死与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联系起来,未免过于牵强,两者实在毫无可比性。武士道精神的内核是对天皇的效忠,这种自杀是极端忽视生命本身之价值的,因为处在那样的氛围中,作为个体已不存在了。在我看来,那只不过是他杀行为的一个变种,就像美国的太阳圣殿教,那么多人只服从于一个声音,接受同一个命令,哪有个人意志可言?何以能称之为自杀?

你谈到的对张爱玲因病而亡凄艳景象的赞赏,并不能反证自杀者就一定都是惨不忍睹的。人的死后状态与主、被动的选择方式没有必然关联。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因为对黑暗世界的绝望,在服下了一瓶安眠药后,异常平静地死在了一张摇椅之上。死前她卸下了所有的装饰,身着一袭白色旗袍,那与世诀别的场景更是凄艳美绝,她反衬出那个黑暗世界的丑陋与肮脏。反之,大体在病痛煎熬中自然死亡者,其形其貌倒是不忍目睹。

如果哪一天,有媒体报道说张海迪自杀了。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那肯定是她走到了“极限”,并因此失去了创造力。她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快乐是死亡!”张海迪的生死观是我早就熟悉的,以下节选一段她与残疾作家史铁生的文字对话:

张海迪:“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了。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

史铁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

我很欣赏张海迪对生死问题的这种达观态度。老实说,这达观的态度很大成分是来自于无奈,而无奈又是生命的残缺带来的,但残缺最终又创造了完美,人们就是在这生生死死、寻寻觅觅中创造着完美。在异国他乡自戕的诗人顾城曾说过:“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寻找光明。”这光明在哪里?不在人间,却跑到了地狱(按中国人传统观念,人死了总是要接受地狱中的阎王小鬼儿管辖的),顾城去了;海明威、莫泊桑、马雅可夫斯基去了;三毛和徐迟也紧步后尘,还有早年那个画向日葵的荷兰画家凡高,在世一生穷困潦倒,仅卖出一幅《红色的葡萄园》,自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的每幅作品都标价到了天文数字。难道这就

是他们所追求或是上帝所赐予的光明吗?我同样也在追问着自己。

为自己而活

如果说我是为了父母活着的,那么,他们死了,我怎么办?追过去?赶紧自杀?我不赞成自杀,也许是在为自己活着找的一个借口吧?你知道,我是绝对不想自杀的。不能延长生命已经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了,人为地缩短寿命那简直就是傻。

热爱生活

就我个人而言,我好像不是为谁活着的。或者,大多数时候是为自己。为自己继续活下去就主动承担生命中附加的责任、情感、道德、痛苦、欢乐等等。有时候,我想,人家蜗牛活着还得背着那么大的一个壳呢?我的这点压力算得了什么?这些都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况且,承担,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情。如果说我是为了父母活着的,那么,他们死了,我怎么办?追过去?赶紧自杀?我不赞成自杀,也许是在为自己活着找的一个借口吧?你知道,我是绝对不想自杀的。不能延长生命已经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了,人为地缩短寿命那简直就是傻。无论有什么样的病痛和心理压力,我都不想放弃希望。我的骨折部位因为没有复原,每动一动,骨头茬互相磨碰疼痛难耐,久而久之骨头已经坏死了,长久以来,没有一天一分钟不疼的时候,以至于我已经忘记没有疼痛的感觉了。这种疼痛提醒我生命中还有感觉,还活着。我为自己还活着而庆幸。哪怕是到了那只垂死的蜜蜂那样的地步,我也等着自然之手亲自来牵引我生命之线飘然离开这个充满生命的世界,而不会提前弄死自己,或者让一个“高尚”的人来卡我的脖子。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到或者亲历这样的事情。那样我就“背”到家了!我一生都在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哪怕只是一幅画,一首歌,一句词,一个梦想,一声叹息,更何况善良的行为和感情呢!

千万别帮我自杀

让人帮助自己去死,这对对方是不是太残忍了点?让自己杀死自己,是不是对自己太残忍了点?不管是杀人还是自杀,在我看来都是杀人犯罪。当然,死并不可怕,那是在没有生之前的感觉。宇宙生存了这么长时间,而我们的生命才有几许?才能够占多点的比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生,我们恐惧了吗?重新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去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不自己杀死自己,或者求助于别人杀死自己,并不是怕死,只是不着急死而已。因为,活着会有感觉,有很多美好快乐的感觉。那些感觉永远都会让我感到新奇。我怀着一颗好奇心来到这个世界,世上的一切都让我感觉新鲜。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弄明白,就又必须回到没有感知的无限里去。所以,在这有限的生命中,我一直在以极大的好奇心感知大自然创造的一切事物,也包括自己。这种好奇是我生命的维生素,滋养着我活下去。当然,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令人失望的东西,这时候我就痛苦,这种痛苦是真正的痛苦,和骨头疼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当我看到你写的那个失去了自卫能力的人险些被他挚爱的妻子谋害的时候,我痛苦得心绞痛。这种痛,不仅仅是同情那个可怜的病人,主要还是对人性中有这么残忍的一面而失望而痛苦。因为,我们毕竟也都是人呵!人性中有这么不光彩的一面,让我怎么能够接受呢?我想像着在那样一间单人观察室里,他无助地躺在病

床上,而他惟一可以信赖的妻子却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并亲手实施杀死他的计划。莫说他没有邀请她这么做,即使是他真的不想活了,邀请她帮他解脱,她就真下得去手?这是一个怎样心肠的女人呢?女人,这个大自然创造的尤物,曾有多少文人骚客赞美她们的温柔、美丽。可是,在那样的场景下,在那样的女人身上,我看到了自然界中最丑陋的一幕!难道这也是自然的创造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能够理解人性中的自私一面的。你说,谁不自私?整个一生都在为别人活着的人毕竟是少数。至少我就不是那样崇高,我的确是自私的,因为,我感觉我在为自己活着。这并不妨碍我帮助有困难的人。但是,我肯定不是为了帮助他们才活着的。我首先得帮助我自己,帮助他们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有快乐的感觉。为了自己的快乐帮助别人,这其实就是一种深刻的自私。换句话说,如果帮助别人使我不快乐我就不帮助人了。闹了半天还是为了自己!你说这是不是自私呢?

而你说的那个为保全个人的名利,不惜谋害亲夫的女人的自私就是最不可饶恕的了。那是残忍的自私,是人性中最恶劣的一种,是人性的泯灭。即使那个没有希望好起来的人想死,那么她的这种行为能说是高尚吗?那个病人能够感谢她对他的谋害吗?能说她是为了帮助他解脱吗?她显然是为了自己!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自私了。这和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还不一样。那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并没有危及到她的生死,而她只是既想让人们认为她高尚,而又不想承担“高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这么点小利益就以戕害对方生命为代价,这样的自私就太过分了。当然,自私无论大小深浅都是自私。我也特别想追求无私,不过我的确达不到那样的境界,那是我一生都景仰并追求的境界,那是超越自我的境界。我还得慢慢地修炼,用诗人的话说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真实成熟地活给自己

话题再回到生命这个主题上来。生命本来是泛指,一切生物都是生命。但是,看来,我们还是对人的生命最感兴趣,从人的生命延伸到生命的负载以及人性等等。既然不愿意或者不能承受生命中这么多的负载,只好放弃生命。着急地去死就像着急回家一样,可是,又放不下这边的亲人,怕他们伤心难受等等。说了半天,就是给别人活着呢。甭管是给谁,父母啦,子女啦等等,反正不是给自己活着。这样活着是不是很高尚?潜在的台词是:瞧,我活得这么苦还在给你们活着,我多不容易啊!然后,父母子女就更加倍地心疼并挽留这高尚的生命。如果活到了极限,自杀了,而自杀的理由也是:给别人减负。或者是:我实在承受不了生命里的痛苦了,已经到了极限了,只好自杀了。敬请各位原谅吧,理解万岁。

整个儿一高尚而生高尚而死,反正生死都高尚。不过,恕我直言,我真的不能认为自杀是高尚的。自杀——就是幼稚,要么就是精神不正常。加缪说的“真正严肃的哲学命题只有一个——自杀”;这话也太偏执了,多少有点情绪化。

我在山东郊县住过一段时间。我当时住在部队的家属院,周围都是农村。农村人教育孩子比较简单,给你吃饱穿暖就行了。孩子不听话就打一顿,这是常见的事情。偏偏在我住的家属院外有个十一二岁的倔强女孩,平常,她

妈妈也挺心疼她的,那天,她没有完成作业,老师在她的本子上批评了她,并且让家长签字,于是,她妈妈就打了她一顿,这个女孩一赌气就跳井自杀了。我亲眼看见人们把她的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用一辆毛驴车拉着去埋葬。正是夏天,毛驴车上盖着一领短席子,盖住了女孩的上半身,两条小腿和双脚都露在外面,在毛驴车上左右晃荡着。她穿的是条碎花裙子,到膝盖,脚上是一双粉色塑料凉鞋,裙子还是湿的,沾在膝盖上。席子头那边露出女孩的头顶,头发也是湿的。她妈妈跟在车后面一路上边哭边叨唠:你怎么这么傻呢?你才这么点的人,活给自己的呀……

说实话,我的眼泪就像你说的,最不值钱。可是,那次我没有哭,一点都没有悲伤。我之所以能够看得那么仔细,也是因为我的情绪很平静。我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情景,没有一点感动。我当然也没有想到什么“生命的意义”等等。我只是觉得,那女孩的死是很幼稚的,这种幼稚我小时候也有过。比如,我挨了打以后,就不吃饭,让家长着急。因为,我知道,我痛苦的是肚子,而他们痛苦的是心,我就要让他们心痛。我甚至还想自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幻想我已经自杀死了,想像着父母痛苦哭泣的样子等等,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得意,因为,他们是在乎我的。但是,想着想着,又觉得不能实施自杀,因为,死了就再也活不了了,而生命就这么一次,这样为报复父母而死真是太不值得了。虽然他们当时也许会痛苦一时,时间一长就不痛苦了,他们不可能永远痛苦,而我失去的是整个人生。那时候我才多大点,十岁!太不值得了!于是,我就没有自杀。所以,现在,当我成熟了以后,我总认为自杀是不成熟的表现。我十岁都能够想开的问题,那些几十岁的自杀者愣想不通?于是,我特别为自己的成熟而骄傲。

死亡是生命的彼岸

残疾作家史铁生说:“癌症病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惧怕;残疾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诱惑。”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把这话调过来说,就是客观为他人,主观还是为了自己。这话已经有年头没提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叶,在思想大解放时,各种思潮曾轮番登场。我记得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他的价值观就是这个。这场大讨论后来好像结束于弗洛伊德,尼采也在这期间搅和过一阵子。当你把这种价值观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似乎在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只是我挺忌讳用“自私”这个词汇的,姑且用不高尚来代替吧。我发觉自己好像越活越抽抽,那些曾经热衷过又被像垃圾一样抛弃的东西,怎么如今又被捡拾了回来?雷锋叔叔被我们忘却了,却让个洋人来印证我们的价值观,这是数典忘祖,还是我们比过去成熟了有了自己的主见?

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像个在垃圾堆里捡拾煤核的穷孩子,在你们所认为不耻于着眼的毫无价值可言的废弃物中,我总在试图找寻出一些仍能够发热、发光的可利用物。我还曾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处于战争年代,我俩都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又同时被捕入狱。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我大概是要做甫志高、王连举之流的叛徒,而你肯定是赵一曼、刘胡兰之类的英雄,因为我今天能“背叛人生”,明天保不齐就背叛了革命。

面对死亡的诱惑

虽然,在病

残之初,我曾产生过“背叛人生”的念头,但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懦弱。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一位正常人所具有的本能反应,没有这种反应倒是不正常了。而立之年,事业和婚姻两大支柱同时坍塌,您还坚强得一定要把人生进行到底,除非你是钢铁炼成的,要么就是个麻木透顶之人。在我进行寻访的众多半路残疾者中,还真是极少有未曾想到过死的人,只是这种意识有强弱之分。

所以,用残疾作家史铁生的话说:“癌症病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惧怕;残疾人所要解决的是面对死亡的诱惑。”你还记得“五一”长假前你来我这里玩儿时,有位年轻坐轮椅的截瘫残疾人到我病房来串门吧?他是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就意外致残的。致残之初,家里人一直都在隐瞒他的病情,可当他第一次从病床坐到轮椅上,兴奋地与那些致残多年的老病号进行交谈时,突然得知自己的病已是不治之症,回去就跟家人不干了。当天夜里,他用备好的一块玻璃碴将大腿的静脉割断实施了自杀。多亏护士半夜查房,及时发现了地上流溢的鲜血,才把他抢救过来。可你知道他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态?有一天,我问他:“去年股市可不怎么样,你没亏吧?”他极其平和地答道:“赔了八万。”我听了被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不相信,这八万块从他嘴里说出就如同八块钱那般轻松。他接着又告诉我:“前年我还赚了呢。对于一个职业炒股人来讲,这进进出出都是很平常的事。”他说话时的口气充满了自信。我知道他还是个围棋高手,据说有业余五段,经常在网上找日本人下棋。残后的第三年,找了个对他挺钟情的农村姑娘,小日子过得满红火的。从这位残友的身上,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当初会有一念之差的自杀行为。而现在的我,也同样能够以异常平静的心态来与你对话,讨论有关生命问题的本身,就很鲜明地说明了生命具有着持久的顽强和一时脆弱的双重性(那个用八人实施了自杀计划的残疾人不属于一时脆弱的冲动)。杰克·伦敦在他的小说《热爱生命》中所描写的那个与饥饿和病狼相对峙相抗衡的主人公,对生命的顽强追求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就是因为生的曙光总是在鼓舞着他,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当初的我及多数初残者正是因为一时的糊涂,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才选择了自我毁灭。其实人的适应性是及其顽强的,没有了被你视为生存所必须的健全条件,照样可以活出一片自由快乐的天地。依此可以想像,失去了金钱、地位、爱情……又当如何?千金散去还复来,走过去前面又是个天。再引史铁生的一句话作为注脚:“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绿色作为生命的象征,取的是生机昂然之意,显然,这绿色是绝对把死亡排除之外的。但仔细推敲起来它又不大符合逻辑,生命原本是由生和死两部分组成,缺少了一方,另一方就没了存在的意义。可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背离逻辑却又约定俗成的定式,甚至把组成生命的死亡部分与人间一切美好的词句强行隔离,死亡只配与恐怖相连、只配与末日相伴。记得去年北京电台的《人生热线》请了几位抗癌俱乐部的成员做直播,尽管她们面对的是看不到的听众,但人人还是穿了一身绿色服装。无疑,她们所表现出的那种蔑视癌症,积极、乐

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是值得钦佩的,但对精神心理作用的无限夸大使我很难接受。去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上海癌症患者陆幼青,在医生诊断为还有三个月存活期后,写了本《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记》,先在“榕树下”网站以平均每两天一篇的速度陆续发表,待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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